总结

这本书讲述的东西真的非常之多，中国部分的经济发展史，政府的特色模式，政府与经济过去的关系，现在的问题和难题。

作者摒弃传统的经济学框架，认为用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框架是不能应用在特定场景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尤其在经济学家理解最透、共识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在经济学家理解最浅、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

涉及到的问题从土地、到税改、到城市化、到债务危机、到发展失衡、到国际竞争、到内外失衡。

前面说的很多一方面是科普，另外一方面也是铺垫，但我觉得整本书最主要的观点是，

在过去政府重生产、重投资，相对轻民生、轻消费的模式下，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了世界工厂，我们的产品有竞争力，同时也动到了许多外国势力的蛋糕，又因为外部局势无法完全掌控，接下来要继续发展，就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而形成这个格局的核心在于人，“以人为本”是经济和政策需要偏向的方向。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特定行业的政策补贴，这些都不是中国特色，是全球都有的。中国特色在哪呢？是“地方分权竞争+中央协调”与“官场+商场”的模式属于中国特色…

整本书介绍到的观点和政策真的非常多，很难全部简短的复述出来。

十分推荐这本书！通俗易懂地同时对问题的分析也足够深入，真的很适合中国人读！

读书笔记

◆ 献言

社会进程本是整体，密不可分。所谓经济，不过是研究者从这洪流中人工提炼出的部分事实。何谓经济，本身已然是种抽象，而之后大脑还须经过若干抽象，方能复刻现实。没有什么事是纯粹经济的，其他维度永远存在，且往往更为重要。

一套严格的概念框架无疑有助于厘清问题，但也经常让人错把问题当成答案。社会科学总渴望发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和规律，但这种心态需要成熟起来。不要低估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也不要高估科学工具的质量。

◆ 前言 从了解现状开始

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政府谈经济。

要避免把舶来的理论化成先入为主的判断

我国的政治经济现象非常复杂，不同的理论和信息都只能反映现象的不同侧面，至于哪个侧面有用，由读者决定。

◆ 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要理解政府治理和运作的模式，首先要了解权力和资源在政府体系中的分布规则，既包括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分布，也包括同级政府间的横向分布。

了解招商引资，是理解地方政府深度融入经济发展过程的起点。

◆ 第一节 政府治理的特点

一方面，维持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另一方面，中国之大又决定了政治体系的日常运作要以地方政府为主。

简单说来，党负责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政府负责执行，但二者在组织上紧密交织、人员上高度重叠，很难严格区分。

我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层层复制”：中央的主要政治架构，即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省、市、县三级都完全复制，即所谓“四套班子”。

在复杂的行政体系中，权力高度分散在各部门，往往没有清晰的法律界限，所以一旦涉及跨部门或跨地区事务，办起来就比较复杂，常常理不清头绪，甚至面对相互矛盾的信息。

制度设计的一大任务就是要避免把过多决策推给上级，减轻上级负担，提高决策效率

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人手里会因为文化的差异，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现状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人本身的人性的不同而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

所有规章制度都必须由人来执行和运作。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人手中，效果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人事制度都是组织机构的核心。

科举选拔出的官僚，既为政治领导，也为道德表率，不仅是政治体制的核心，也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统一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载体。

在任何体制下，权力运作都受到两种约束：做事的能力及做事的意愿。前者取决于掌握的资源，后者取决于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第二节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一件事情该不该由地方自主决定，可以从外部性的角度来考虑。若此事只影响本地，没有外部性，就该由本地全权处理；若还影响其他地方，那上级就该出面协调。

因此行政区域大小应该跟政策影响范围一致。若因行政区域太小而导致影响外溢、需要上级协调的事情过多，本级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反过来讲，行政区划也限定了地方可调配的资源，限制了其政策的影响范围。

第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密度。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地理条件。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语言文化差异。

世界范围内，一国若地形或适耕土地分布变异大，人口分布就比较分散，国内的语言变异往往也就更丰富。

浙江以吴语方言复杂多变闻名，而吴语方言的分布与省内地市的划分高度重合：台州属于吴语台州片，温州属于瓯江片，金华则属于婺州片。同一市内，语言文化分布也会影响到区县划分。杭州下辖的淳安和建德两县，属于皖南的徽文化和徽语区，而其他县及杭州市区，则属于吴语区的太湖片。

把各个地方的人都写作中国人，把所有地区文化的故事都写进一个大的故事里，保留差异提取共同点，将我的祖先变成我们的祖先，这样打破文化壁垒，实现意识形态下的大一统。

理解了方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也就理解了推广普通话和共同的文化历史教育对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我国经济中有个现象：处在行政交界（尤其是省交界处）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

反过来看，各级政府的权力都是由上级赋予的，而下放哪些权力也和外部性有关。

在市管县体制下，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工业和服务业为经济支柱的市区和以农业为主的县城之间，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差别会越来越大。调和不同需求、利用好有限的公共资源，就成了一大难题。

◆ 第三节 复杂信息

比如上级视察工作，都要听取下级汇报，内容是否可靠，上级不见得知道。如果上级没有独立的信息来源，就可能被下级牵着鼻子走。

所以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

信息复杂性和权力分配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不是中国特色。在各国政府中，资深技术官僚都有信息优势，在诸多事务上比频繁更换的领导实权更大。

所谓权力，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

◆ 第四节 激励相容

事权划分的三大原则：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信息复杂性、激励相容。

◆ 第五节 招商引资

很多地方政府都采用“全民招商”策略，即几乎所有部门（包括教育和卫生部门）都要熟悉本地招商政策，要在工作和社交中注意招商机会。

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会把工业用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企业使用，并负责对土地进行一系列初期开发，比如“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

创造就业是地方经济工作的重点，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条件。

总的来说，对企业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地方政府几乎都有很强的干预能力。其中土地直接归政府所有，资金则大多来自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和政府控制的其他渠道，比如国有投融资平台。对于劳动力，政府控制着户口，也掌握着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服务的供给，还掌握着土地供应，直接影响住房分配。而生产中的科技投入，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公立大学和科研院所。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有财税政策、产业政策、进出口政策等工具，都可能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 结语

本章讨论了事权划分的三种理论：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与边界、信息复杂性、激励相容。

地方政府不止提供公共服务，也深度参与生产和分配。

不能脱离政府来谈经济，是理解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

◆ 扩展阅读

有一种情况例外，即一些重要地区的书记也是上级党委常委，如省会城市的书记也是省委常委。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福山在其著作（2014）中阐述了现代政治秩序的三大基石：政府、法治、民主。其中的“政府”，也就是脱离血缘关系、由专门人才主导的管理机构，起源于中国。

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官僚和儒生，是该结构日常运作的关键，也是在结构破裂和王朝崩溃之后修复机制的关键。世界历史上，王朝崩溃并不罕见，但只有中国能在崩溃后不断修复和延续，历经千年。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务院没有设定GDP增长目标，属20余年来首次。

除环保之外，其他领域内也有类似冲突：上级重视质量而下级重视成本，下级为了降低成本会不惜损害质量。这种冲突并不总是因为双方信息不对称。即便没有信息问题，也有能力问题。只要上级没有能力完全取代下级，这种冲突就可能会发生。此时放权会降低质量，收权又会降低工作效率，就需要妥协和平衡。

◆ 第二章 财税与政府行为

要想把握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动向，不能光读文件，还要看政府资金的流向和数量，所以财政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 第一节 分税制改革

如果中央没钱，甚至要向地方借钱，那也就谈不上宏观调控的能力。

这个做法一方面可以平衡地方短期的抗拒，另一方面也相信经济增长在未来能够迅速填补现在的数额

为防止地方收入急剧下跌，中央设立了“税收返还”机制：保证改革后地方增值税收入与改革前一样，新增部分才和中央分。

因为只有朱总理去才能够和第一把手省委书记、省长面对面地交谈，交换意见。有的时候，书记、省长都拿不了主意的，后面还有很多老同志、老省长、老省委书记啊。如果是我们去，可能连面都见不上。

广东当年提的要求中有一条，“以1993年为基数”。这条看似不起眼，实则大有文章。地方能从“税收返还”中收到多少钱，取决于它在“基年”的增值税收入，所以这个“基年”究竟应该是哪一年，差别很大。中央与广东的谈判是在1993年9月，所以财政部很自然地想把“基年”定为1992年。时光不能倒流，地方做不了假。可一旦把“基年”定在1993年，那到年底还有三个多月，地方可能突击收税，甚至把明年的税都挪到今年来收，大大抬高税收基数，以增加未来的税收返还。

当2001年推行所得税分成改革时，突击征税现象再次出现。

分税制是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根本性改革之一，也是最为成功的改革之一。改革扭转了“两个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图2-2）：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22%一跃变成55%，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改革前的11%逐渐增加到了20%以上。

◆ 第二节 土地财政

因为绝大多数税收征收自企业，且多在生产环节征收，所以地方政府重视企业而相对轻视民生，重视生产而相对轻视消费。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地要转为建设用地，必须先经过征地变成国有土地，然后才可以用于发展工商业或建造住宅

为什么会有这种城乡割裂的土地制度？追根溯源，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和顶层设计，不过是从1982年宪法开始一步步演变成今天这样罢了。(18)虽说每一步变化都有道理，针对的都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演变到今天，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别、飞涨的城市房价以及各种棘手问题。

土地的资本化运作，本质是把未来的收益抵押到今天去借钱，如果借来的钱投资质量很高，转化成了有价值的资产和未来更高的收入，那债务就不是大问题。

功是留在当代了，利是不是有千秋，就是下任领导的事了。

最近几年实施了一系列财政和金融改革，实际上已经遏制住了债务的迅猛增长。但经济增速随之放缓，说明资源的使用效率仍然不高。

◆ 第三节 纵向不平衡与横向不平衡

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拿走了收入的大头，但事情还是要地方办，所以支出的大头仍留在地方，地方收支差距由中央转移支付来填补。

浙江省市县拉到同级管理对经济发展的效果很好，但是放在全国就把很多县和市的合作关系为主改成了竞争关系为主，滋生了腐败同时增加了孤岛小城，市和县的关系可能要因省制宜，这大概就是中国特色的一个写照

总体来看，分税制改革后，基层财政出现了不少困难，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改革，最终涉及了财税体制的层级问题。

1995年至2018年，转移支付总额从665亿元增加到了61649亿元，增加了93倍，远高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占GDP的比重也从1%升至7%。(32)80%以上的转移支付都到了中西部地区，这保障了地区间人均财政支出的均等化。

经济情况越好、财力越雄厚的地区，反而可能拿到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原因有三。第一，上级分配项目时一般不会“撒胡椒面儿”，而是倾向于集中财力投资大项目，并且交给有能力和条件的地区来做，所谓“突出重点，择优支持”。第二，2015年之前，许多项目都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只有有能力配套的地方才有能力承接大项目，拿到更多转移支付。(37)第三，项目审批过程中人情关系在所难免。很多专项资金是由财政部先拨款给各部委后再层层下拨，所以就有了“跑部钱进”的现象，而经济发达地区往往与中央部委的关系也更好。

◆ 结语

所以土地真正的力量还不在“土地财政”，而在以土地为抵押而撬动的银行信贷与其他各路资金。“土地财政”一旦嫁接了资本市场，加上了杠杆，就成了“土地金融”，能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推动经济飞速扩张，也造就了地方政府越滚越多的债务，引发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 扩展阅读

央地之间囚徒困境式的博弈：地方政府预料到中央在重新谈判中可能“鞭打快牛”，所以不愿意努力征税。这个理论只是猜测，很难验证。

◆ 第三章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再穷的国家也有大片土地，土地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土地之上的经济活动。

土地资本化的魔力，在于可以挣脱物理属性，在抽象的意义上交易承诺和希望，将过去的储蓄、现在的收入、未来的前途，统统汇聚和封存在一小片土地上，使其价值暴增。

◆ 第一节 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我国政府不但拥有城市土地，也掌控着金融系统，自然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实业投资，不可能置身事外。

融资平台公司投资的大多数项目都有基础设施属性，项目本身盈利能力不强，否则也就无需政府来做了。

一块划出来的“生地”，平整清理后才能成为向市场供应的“熟地”，这个过程称为“土地一级开发”。“一级开发”投入大、利润低，且涉及拆迁等复杂问题，一般由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完成。之后的建设和运营称为“二级开发”，大都由房地产公司来做。

这种模式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源于海外，不是中国的发明。如果非要说中国特色，可能有二。第一是项目多，规模大。

现实世界中没有定义，只有现象，只有环环相扣的权责关系。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

这就是土地金融给中国带来了过去二十年的繁荣，遗留给现在这一届政府和人民的问题…

这套模式的关键是土地价格。只要不断地投资和建设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城市就会扩张，地价就会上涨，就可以偿还连本带利越滚越多的债务。可经济增速一旦放缓，地价下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累积的债务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可能压垮融资平台甚至地方政府。

要想在城市建设开发中引入银行资金，需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第一，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因为政府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第二，城建开发项目繁复，包括自来水、道路、公园、防洪，等等，有的赚钱，有的赔钱，但缺了哪个都不行，所以不能以单个项目分头借款，最好捆绑在一起，以赚钱的项目带动不赚钱的项目；第三，仅靠财政预算收入不够还债，要能把跟土地有关的收益用起来。

国开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发性银行，2018年资产规模超过16万亿元人民币，约为世界银行的5倍。

2008年“4万亿”财政金融刺激之后，各种商业银行包括“工农中建”四大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才开始大规模贷款给城投公司。2010年，在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所有贷款中，国开行约2万亿元，四大行2万亿元，城商行2.2万亿元，其他股份制银行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计1万亿元，城商行已经和国开行、四大行平起平坐。

2017年，除了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川和安徽等六省市外，其他省份的融资平台公司的平均收入，若扣除政府补贴，都无法覆盖债务利息支出。

在这时城投提高了整个贷款的阈值，其他的公司很难给这么高的利率同时还能够有这样低的风险，回看过去余额宝能有7%的利率，也是得益于由政府兜底的城投公司发行的债券吧。
再看城投的发展，根源就还是地方政府卖地和引资推高了整个理财的利率。

银行（既是贷款主体，也是城投债主要买家）当然乐于做大这个低风险高收益的业务，不愿意冒险借钱给其他企业，市场平均利率和融资成本也因此被推高。

这种数量管制的好处是限额不能突破，是硬约束；坏处是比较僵硬，不够灵活。经济发达地区可能有更多更好的项目，但因为超过了限额而无法融资，而欠发达地区一些不怎么样的项目，却因为在限额之内就能借到钱

◆ 第三节 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出于政绩考虑，地方官员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常常偏重“看得见”的工程建设，比如城市道路、桥梁、地铁、绿地等，相对忽视“看不见”的工程，比如地下管网。所以每逢暴雨，“看海”的城市就很多。

因此绝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最在意的激励并不是晋升，而是实际收入以及一些工作福利，包括工资、奖金、补助、补贴、实惠的食堂、舒适的办公条件，等等。

第一，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并存。这与“腐败危害经济”这一过度简单化的主流观念冲突，以腐败为由唱空中国经济的预测屡屡落空。第二，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和市场间关系在不断变化，腐败形式也在不断变化。

20世纪80年代的腐败案件大多与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和各种“投机倒把”有关；90年代的案件则多与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有关；21世纪以来，与土地开发相关的案件成了主流。

从长期来看，反腐败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部分，除了专门针对腐败的制度建设之外，更为根本的措施还是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角色。

◆ 结语

可见政府债务问题根源不在收入不够，而在支出太多，因为承担了发展经济的任务，要扮演的角色太多。因此债务问题不是简单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也不是简单修改政府预算框架的问题，而是涉及政府角色的根本性问题。改革之道在于简政放权，从生产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逐步转型。

◆ 第四章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这是中国特色的一部分，政府深度参与市场，市场并不是完全自由。

现实世界没有黑白分明的“市场”和“政府”分界，只有利益关系环环相扣的各种组合。

因此，讨论和分析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不能脱离具体行业细节，否则易流于空泛。

财务数据也无法捕捉大企业的关键特征：大企业不仅是技术的汇聚点和创新平台，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产业链核心，与政府关系历来深厚复杂，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是如此。

◆ 第一节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大陆花了近20年才让彩电工业价值链的95%实现了本土化，但由于没跟上液晶显示的技术变迁，一夜之间价值链的80%又需要依赖进口。

2008年的合肥，财政预算收入301亿元，归属地方的只有161亿元，想建一条投资175亿元的6代线，非常困难，经济和政治决策风险都很大。但当时的合肥亟待产业升级、提振经济发展，领导班子下了很大决心，甚至传说一度要停了地铁项目来建设这条6代线。

企业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可见一斑，夏普多次阻挠京东方建厂，当真的建成，立马放开技术壁垒，在中国建厂：“在你京东方实现量产之前，我用已有的技术和工厂击垮你”
如果京东方输了，同时输的还有合肥市政府和投了几十亿的社会投资渠道背后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广州苏州依然为了地方政府的业绩和这些工厂签署和协议开厂的协议。

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内，坐不住的境外厂商开始迅速推进与大陆的实质性合作。夏普和南京的熊猫集团开始合资建线，LG和广州签约建设8代线，三星则和苏州签约建设7.5代线。

若本国企业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不一定非要有技术优势，能够拉低国际厂商的漫天要价也可以），政府就可以考虑扶持本国企业进入，这不仅能打破国际市场的扭曲和垄断，还可以降低国内下游产业的成本，促进其发展。

中国加入WTO后，广东和江浙沪发展迅猛，而合肥、成都、武汉等内地中心城市则亟待产业转型，提振经济发展，这些城市为此愿意冒险，全力投资新兴产业。

◆ 第二节 光伏发展与政府补贴

定向扶持行业也不完全是中国特色，有政治意图就会去补贴对应的行业。

可以说我国光伏产业不仅是国内地方政府扶持出来的，也得益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政府的“扶持”。

不止是新能源，在任何对旧产业的革命中都是困难的，因为旧产业的规模效应早已作用在成本上，新兴产业起初在成本和产品上就很难和旧龙头抗衡，那哪个冤大头用户会用又贵又难用的东西呢。
除了颠覆性的技术革新，那就得是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的倾斜来扶持。

但新能源的技术升级和成本下降，只有在大规模的生产和市场应用中才能逐步发生，不可能只依靠实验室。实验技术再突破，若没有全产业链的工业化量产和技术创新，就不可能实现规模经济和成本下降。

但新能源的技术升级和成本下降，只有在大规模的生产和市场应用中才能逐步发生，不可能只依靠实验室。实验技术再突破，若没有全产业链的工业化量产和技术创新，就不可能实现规模经济和成本下降。

但企业不是“人”，不会在“死”后一了百了，积累的技术、人才、行业知识和经验，并不会随企业破产而消失。

首先，当地工厂不仅提供了就业，也为当地农民转变为工人提供了学习场所和途径。“工业化”最核心的一环是把农民变成工人，这不仅仅是工作的转变，也是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彻底转变。

所以不管有没有政府扶持，要害都不是“重复建设”，而是“保持竞争”。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不是决策优势。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谁也看不清，自由市场上，失败也比成功多得多。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是可以不断试错，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然而“破产难”一直是我国经济的顽疾。一方面，债权银行不愿走破产程序，因为会暴露不良贷款，无法再掩盖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不愿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走破产程序，否则职工安置和民间借贷等一系列矛盾会公开化。

◆ 第三节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前面还在想要是亏了怎么办，这里一语道破。很多政策补贴就是相当于直接财政亏损，而这里是有概率让国库挣钱的！

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说，与不用偿还的补贴相比，产业基金对被投企业有更强的约束。

◆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所以土地的资本化，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

◆ 第一节 房价与居民债务

房地产常被称作“经济周期之母”，根源就在于其内在的供需矛盾：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而另一方面，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却有限。这对矛盾常常会导致资产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

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这个重大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对股市的重视。

一方面可能是所谓的消费下渗，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有一部分要归咎于高房价拉高了物价…

在负债的人当中，低收入人群的债务负担尤其重。

◆ 第二节 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

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是土地，应该是人。要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衡、缩小贫富差距，关键也在人。要真正帮助低收入群体，就要增加他们的流动性和选择权，帮他们离开穷地方，去往能为他的劳动提供更高报酬的地方，让他的人力资本更有价值。同时也要允许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流动，这些土地资产才会变得更有价值。

◆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各种新机会的不断涌现，虽然不一定会降低收入差距，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贫富差距在代际间传递。如果每代人的收入都远远高于上一代人，那人们就会更看重自己的劳动收入，继承自父母的财富相对就不太重要。

◆ 第二节 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债务源于人性：总想尽早满足欲望，又对未来盲目乐观，借钱时总觉得将来能还上。

换句话说，美国银行业在用5块钱的本钱做着100块钱的生意，平均杠杆率达到了20倍。理论上只要亏5%，银行就蚀光了本。欧洲银行的杠杆率甚至更高，风险可想而知。

◆ 第三节 中国的债务与风险

在购置土地环节，发达国家一般要求企业使用自有资本金，而我国允许房企借钱“买地”，这就刺激了房企竞相抬高地价和储备土地。

◆ 第四节 化解债务风险

欧美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都搞了大规模“量化宽松”，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1948年8月的物价是1946年初的558万倍。

总的说来，我国的债务问题是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体系的产物。

◆ 结语

当重视投资，房产和生产却轻民生，会导致居民收入提升不足，进而消费不足。

地方政府重视投资、生产和企业税收，相对忽视消费、民生和居民收入，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分配体制偏向资本，劳动收入偏低，所以消费不足，必须向国外输出剩余产能。

◆ 第七章 国内国际失衡

第一是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重生产、重投资，相对轻民生、轻消费，导致与巨大的产能相比，国内消费不足，而消化不了的产品只能对外输出。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贸易冲突。

◆ 第一节 低消费与产能过剩

目前主流的解释是计划生育、政府民生支出不足、房价上涨三者的共同作用。

第三，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会扩大贫富差距。因为与劳动相比，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会带来很多问题，社会对此的容忍度是有限的（第五章）。第四，由于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剩，过剩产能必须向国外输出，而由于我国体量巨大，输出产能会加重全球贸易失衡，引发贸易冲突（见下节）。

在这个大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谓“不平衡”，既包括城乡间和地区间不平衡以及贫富差距（第五章），也包括投资和消费等经济结构不平衡。而“不充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老百姓收入占比不高，“获得感”不够。

简单的理解是不是企业挣钱了，但既不投资又不加工资，只是把钱留在账面上。
进而结果导致居民收入份额下降。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份额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对应着企业留存收入份额（即“企业储蓄”）的上升。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份额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对应着企业留存收入份额（即“企业储蓄”）的上升。

GDP由三大部分组成：消费、投资、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目前的发展受限于外部局势和内部转型，双重压力。
外部局势无法完全掌控，我们的产品有竞争力，但是动到了许多人的蛋糕，而内部目前投资占比过大，重投资轻民生，导致过剩的生产力无法被内部消化，化解之法要么是缓解外部矛盾，要么是提高民生收入。

一来外国需求受国外政治、经济变化影响很大，难以掌控；二来投资占比不可能一直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超出消费能力的投资会变成过剩产能，浪费严重。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20%—23%。

一来外国需求受国外政治、经济变化影响很大，难以掌控；二来投资占比不可能一直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超出消费能力的投资会变成过剩产能，浪费严重。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20%—23%。

虽然从会计核算角度讲，投资确实可以提升当下的GDP数字，但若投资形成的资产不能提高生产率、带来更高的收入，不能成为未来更高的消费，这种投资就没有形成实质性的财富，就是浪费。

◆ 第二节 中美贸易冲突

先堆高基数，再追求高质量比率

但在工业和科技领域，没有数量做基础，也就谈不上质量。

◆ 第三节 再平衡与国内大循环

所谓“供给”和“需求”，不是两件不同的事，只是看待同一件事的不同角度。比如从供给角度看是调节产能，从需求角度看就是调整投资支出；从供给角度看是产业升级，从需求角度看也就是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所以解决就业和提高收入必须依靠服务业的大发展，而这只能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

◆ 第八章 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所以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之间，常常存在着鸿沟。

在经济学家理解最透、共识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在经济学家理解最浅、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

现实世界中往往既没有皆大欢喜的改革，也没有一无是处的扭曲。得失利弊，各个不同。

哈佛大学经济史家格申克龙的话：“一套严格的概念框架无疑有助于厘清问题，但也经常让人错把问题当成答案。社会科学总渴望发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和规律，但这种心态需要成熟起来。不要低估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也不要高估科学工具的质量。”

过去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有两大特征。第一是只有计划，否认市场和价格机制，也不允许其他非公有制成分存在。第二是封闭，很少参与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如今这两个特点早已不复存在，硬谈中国为计划经济，离题万里。

◆ 第一节 地区间竞争

想要提高效率，就得引入竞争，在学生层面，员工层面，公司层面，国家层面都是如此…

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则，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实现这一目标要依靠竞争。

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则，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实现这一目标要依靠竞争。

中央的主要领导绝大多数也都曾做过多地的主官，也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这对一个政府掌控大量资源调配的经济体系而言，不无益处。

◆ 第二节 政府的发展与转型

经济富裕、社会安定、政府得力是国家繁荣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

法律不是政府天生就有的，是逐步随着发展而完善的。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管制和法制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也会不断发展变化。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一样，都不是天然就存在的，需要不断建设和完善。

这个是在市场力量不完善时，政府充当自由市场调配资源的一种方式。

所谓“举国体制”也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罢，在很多方面并不是中国特色。

本书阐述的“地方分权竞争+中央协调”或“官场+市场”的模式，属于中国特色。

◆ 第三节 发展目标与发展过程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提高生产率的关键不是探索未知和创新，而是学习已知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将更多资源尽快组织和投入到学习过程中，以提高学习效率。

本书一直强调发展过程与发展目标不同。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解决不了我们发展中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但我们自己走过的路和过去的成功经验，也不一定就适用于未来，所以本书不仅介绍了过往模式的成就，也花了大量篇幅来介绍隐忧和改革。

本书阐述的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三大必要组件：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这三大“制度禀赋”源自我国特殊的历史，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刮骨疗毒的改革总是阻力重重，除了目标，一定要考虑到实际情况，所以并不是存在中国特色，而是本身就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策，而是制定者要考虑本地的特殊情况。

政策方案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利益相关人和权力持有者的利益。既要提高经济效率，也要保证做决策的人或权力主体的利益不受巨大损害，否则政策就难以推行。

政策方案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利益相关人和权力持有者的利益。既要提高经济效率，也要保证做决策的人或权力主体的利益不受巨大损害，否则政策就难以推行。

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我国的GDP总量哪年能超过美国，而是探讨我国是否具备了下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 结束语

写这样一本书，若想说清观点，作者有时必须装得成竹在胸一点。想让自己的论述站得稳，便不能甫一下笔就顾虑重重。论述这些问题实非易事，我有时轻描淡写，斩钉截铁，但其实心中始终有所疑虑，也许读者能够体谅。